电视剧《特赦1959》是可以当纪录片来看的，那些剧中的战犯，绝大多数都以真名实姓出现，他们的言谈，也能从相关回忆录中找到出处，比如杜聿明、王耀武、宋希濂、黄维、沈醉、周养浩、徐远举，就像从史料中走出来一样。
作为出场次数较多的“准主角”，杜聿明、王耀武都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，那些曾经叱咤疆场的中将少将甚至上将，穿上统一的蓝衣服，看起来一点都不违和。
连“军统三剑客”和头等战犯杜聿明、“候补头等战犯”黄维都以真名实姓出现，却有三个比较主要的人物用了化名，他们就是轻描淡写之间用言语撂倒两个中将司令（王耀武、杜聿明）的“毒舌文强”、除了王耀武谁也不服的“机电专家”叶立三、先打叶立三后打马励武的“好战小老头”蔡守元。
这三个很抢眼的战犯不用真名，也是可以理解的：他们之中有两个是“老红军”，还有一个是李宗仁的爱将，如果都以真名出现，会引起很多刨根问底的联想，所以只好把给他们掺杂一点点其他人的经历，看起来跟历史原型似是而非，就像对焦失准，有些模模糊糊。
《特赦1959》因为涉及重大题材，所以人物形象塑造十分严谨，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，听了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所长王英光（历史原型为姚伦，也就是那部反映战犯改造生活的电影《决战之后》顾问）向副所长介绍“刘安国”的履历，大家一下子就能猜出他就是1926年1月入党，黄埔四期毕业，参加八一南昌起义时任贺龙领导的二十军第三师党委成员、少校连长， 1928年到1931年任中共四川江巴兵委书记、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兼军委代理书记、川东特委书记的文强。
王英光是这么说的：“这刘安国，我看了他的资料，是1926年入的党，他参加过南昌起义，三十年代初期的时候，在我党还担任过相当的职务，我党党史上的事，他知道得比我们清楚。”
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（其他地方还有若干管理所）的战犯中，能称得上“老红军”的，文强绝对算得上第一位，他在《口述自传》中回忆：“李鸣珂（中共四川省委委员兼军委书记，1930年4月18日在奉命赴任红六军军长前被捕牺牲）死了，四川省委要我接替他的这个位置，当了省委常委，后来，我当了川东特委书记，我领导二十三个县，那时表哥的苏区只有十二个县。我负责二十三个县，是很大的一块根据地。”
文强的表哥是谁，就不用说了，仅凭这层关系，他在《特赦1959》中就只能叫“刘安国”了。
文强1975年特赦后担任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专员、文史专员学习组组长、文史军事组副组长、全国政协委员并于2001年辞世，所以没能成为《特赦1959》的顾问，但肯定参加了《决战之后》的拍摄并担任不挂名的顾问，这一点他在《口述自传》中也写得很清楚：“这个人在俄国留过学，叫姚伦，现在从公安部也退休了，他和我两个人还在一起拍过电影，是很好的朋友了。”
实事求是地说，电视剧里的刘安国和电影里没换名字的文强，确实跟他本人不太像——历史照片上的文强，似乎也算得上一位帅哥。
文强因为被捕获救后不愿意接受审查，到上海寻找亲人老师不遇，这才转换阵营，这一点在《特赦1959》中他也有怒吼：“我不是叛徒，我是受不了你们那边的规矩，是我自己不愿意干了……我在上海行乞街头的时候，一个星期都吃不上一顿饱饭……”
文强是与上级失联，也没出卖过战友，所以他不承认自己是叛徒，也不承认自己是特务——他确实当过任中美合作所第三特种技术训练班副主任（主持实际工作）、军统局北方区区长兼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、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兼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、东北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处长，但被俘的时候，却是徐州“剿总”前线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、代参谋长。
文强曾经是资格很老的红军，大家都想问的那个问题，咱们最后再说，现在还是来看看另一位“老红军”，他就是叶立三的历史原型、王耀武的“小迷弟”韩浚。
韩浚也算参加了南昌起义，不同的是他没有参加南昌战斗，因为团参谋长韩浚和团长卢德铭率部赶往南昌的时候，起义军已经撤离了，于是他和卢德铭一起，在湘鄂赣边修水—带开辟根据地并组建了“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”。
卢德铭在战斗中牺牲，韩浚被捕，获释后也跟组织失去了联系，跟文强走了同样道路后，在莱芜战役中以八十三军中将军长身份被俘。
南昌起义时，文强是少校连长，韩浚是团参谋长，后来又任红军师参谋长，这两人谁的职务更高还真不好说：韩浚在军中级别高，文强也是副省级，两人要是同在一片根据地，文强也许是可以领导韩浚的。
文强和韩浚都是第一批的“老红军”，后来因为种种原因与上级失联，这才改变了人生轨迹，而我们看着有些好笑的“蔡守元”，在史料中也确实很有意思——他的两个绰号看起来也不应该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：他因为喜欢算命打卦，所以被称为“罗盘将军”；又因为多才多艺，而被称为“桂林才子”。
张淦虽然喜欢算命，有时候做事也很离谱，但他的第三兵团，却是桂系头等精锐主力，也是老蒋一直收揽不成的李宗仁白崇禧嫡系。
李宗仁归来，遇到特赦后的沈醉，还很不满意地问沈醉在战犯管理所有没有“欺负”张淦，这件事被邱行湘（第一批特赦）的外甥黄济人写进了《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》：“你们在监狱改造的时候，张淦和你在一起吗？我听说同是战犯，你们在监狱还分成几派。蒋介石的嫡系将领仗着人多势众，专门欺负地方杂牌，把我们桂系部队的张淦弄来大会批斗，有这回事吧？”
沈醉当时进行了一番辩解，说张淦被批是“咎由自取”，但李宗仁根本不信：“沈醉回答得很谨慎，他知道张淦是李宗仁的爱将，所以想申辩几句：‘情况不完全是这样。张淦已经病故，我不能说他不是，但是那次批斗大会，确实是他自己的原因造成的……’李宗仁再次打断沈醉的话：'就不相信张淦这样说过，那不是他的语言，更不是他的性格。好了、好了，人死无对证，我和你在这里争论什么？’”
张淦之所以在《特赦1959》中以“蔡守元”的名字出现，是因为他年纪有点大，没能活到1959年第一批特赦——第一批特赦是12月4日，在那之前，张淦已经病逝，享年六十二岁。
让四野吃了亏的青树坪之战，就是白崇禧派张淦打的，但战场上无私仇，所以张淦并不会因此而被排除在第一批特赦名单之外，而是他享年不永，没赶上。
张淦虽然有些搞笑，但他的战斗力却实不容小觑，当年的淮海之战，老蒋就一心想让张淦的第三兵团参加，白崇禧死活不答应。宋希濂在《》中回忆：“张淦兵团是桂系的王牌、白崇禧的老本，他既然拒绝到蚌埠去指挥，张淦兵团是无论如何也不肯让蒋介石调去的……蒋介石及其幕僚继续强索张淦兵团，特别是在黄维兵团和杜聿明所率领的各兵团被围的时候，一再地向华中‘剿总’要张淦兵团，但都被白崇禧拒绝了。”
不管出于怎样的考虑，文强、韩浚、张淦还是以化名出现为好，再把其他人的一点履历和特点加在他们身上，就给了观众极大的想象空间。
最后该来问那两个读者诸君早就想问的问题了：如果文强和韩浚不因为跟组织失联而转换阵营，1955年授衔的时候，他们能跟哪位名将平齐？如果蔡守元晚走一两年，会在哪一批特赦？
